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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詩學》(Poetics)的悲劇理論,悲劇是行動的模仿(imitation),這些行動有語言和節奏,完整的情節,部分使用對話或歌曲,並用演員來演出,製造憐憫和恐懼來淨化(purification)這些情緒。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十分符合他的理論,是希臘悲劇的經典例子。

在語言方面,《伊底帕斯王》部分對話使用了一人一行的方式,節奏緊湊。例如,伊底帕斯急於追查真相,召見先知特伊西亞斯(Tiresias),因先知遲遲不肯說出真兇,他心急如焚,跟先知唇槍舌劍,當中部分對話使用了短句,展示兩人爭吵的緊張氣氛。另外,劇中設置了詠唱隊(chorus),作為懾比城(Thebes)的公民,對角色的行動表達意見。

人類天性喜歡模仿他人,也喜歡觀看模仿人類的行動。悲劇模仿人類的行動,能顯示出角色的性格特質。而現實中人類的性格影響了行動,並由行動決定個人是否幸福。希臘悲劇著重情節的必然性和角色的性格,以此達到淨化的效果。悲劇盡量減少外在和偶然因素,情節必須要合情合理,符合人物的性格,服從必然性。

悲劇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從好運走向不幸。《伊底帕斯王》開場是伊底帕斯要找出瘟疫的源頭——殺死先王的兇手在城中逍遙法外,更詛咒兇手不得好下場,結果發現兇手原來就是自己,應驗了弒父娶母的預言,被放逐出城,無顏面見人。中間出現一個逆轉(reversal),使情節邁向高潮。使者傳來伊底帕斯養父的死訊,伊底帕斯認為這證明了他沒有殺死親父,他不是弒父娶母的人,令他鬆了一口氣。同時,這位使者也證明他不是養父的親生兒子,使案情出現一大轉機,引向高潮——最終伊底帕斯認知到自己的身世和弒父娶母的可怕後果。這個逆轉從好運帶來不幸,得到相反的效果,由此加強了伊底帕斯命運的悲劇性。

憐憫是由不應得的不幸所引起的,恐懼則來自像我們一樣的人遭遇不幸。主角是個不完美也不邪惡的人,他因性格帶來好運,也因性格缺陷而陷入苦難。伊底帕斯不是一個完美的角色。他有正直的一面,正因為光明磊落的性格,向群眾公開追查殺死先王的兇手的過程,並且當眾發起毒誓,導致真相大白時沒有下台階的機會。他也有責任心,堅持己見,正因為他的這份執著,事情才會水落石出,他才認知到自己已經應驗了弒父娶母的預言,並履行自己的所發的毒咒,一輩子顛沛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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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論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著名的希臘悲劇。故事講述懾比城(Thebes)發生瘟疫,國王伊底帕斯(Oedipus)在追查兇手期間發現自己弒父娶母的真相而被放逐。縱使這戲劇創作的年代久遠,其時代背景和價值觀與現代不盡相同,但經典的藝術作品能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超脫時空限制,其寓意放在現代也適用。戲劇隨著時代的地域的演變而有不同的發展。為了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情趣,便得撇除正統的希臘悲劇舞台風格。該戲劇以現今香港的時空背景先行試演,為配合香港人的口味,獲得大眾的關注,其流行性也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因為香港人部分的身份認同建構在香港的流行文化中,其中廣東話更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準則之一。因此,這改編戲劇有這三種面向:本土元素(廣東話),大眾向(具有一定的娛樂性),啟發性(思考當前的社會問題)。以下將講述《伊底帕斯王》的現今意義,所採用的戲劇舞台設置,以及挑選演員的準則。
 

二、《伊底帕斯王》的現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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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駱駝祥子》寫於1936年,創作靈感源於一次老舍和友人閒談。他結合了友人打聽到三次買車又三次丟車的車夫和逃過軍兵拉著駱駝回家的車夫的事蹟,塑造了祥子形象的雛形。隨後老舍收集寫作材料,慢慢豐富祥子的形象,「祥子像人一樣,有志願,有性慾,有家庭和兒女」[1]洋車夫祥子因被抓兵而丟了新買的車,在山中躲在駱駝下逃過一劫,賣了三頭駱駝發了邪財,所以得到駱駝祥子的外號。祥子和駱駝一樣,溫馴、老實、強壯。他爲了買車的志願勤奮拉車,卻一次又一次遭受打擊,祥子的個人努力在社會中不管用,最後他生無可戀,自甘墮落成爲一個最下等的車夫。樊駿認爲,「小説有力地揭示了祥子個人的悲劇是由他生活的社會造成,具有深廣的現實意義,而且豐滿地塑造車夫們的典型形象,展現他們的生命和命運」[2]代柯洋認爲,「小說體現了老舍對普通人的悲憫和關懷,以及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批判」[3]老舍也自評《駱駝祥子》是「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4]祥子從一個淳樸善良正直的好人轉變成自暴自棄的社會棄兒,前人的評論多探討祥子身處的時代社會因素,少有討論祥子自身的個人因素。下文本文將從祥子的人物形象分析他的個人主義、善良和懦弱如何形成他自身悲劇。  
 

二、祥子的個人主義

祥子一生的悲劇,買車丟車,三起三落,不但是因爲社會不公不義,也因爲祥子的個人主義,正如文末敍述者的評論:祥子是「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5]祥子年輕力壯,深信憑著他一身出類拔萃的身量和力氣,克己禁慾,不吸飲不飲酒不嫖妓,勤奮節儉,很快便能達到買車的志願:買了車,掙多少都是自己的,不用為月份兒而勞形苦心,在北平過著獨立而自由的生活。他本性質樸善良,沉默寡言,是個農村來的窮小子,因而不擅長和城市的車夫打交道。他不合群,沒有朋友,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態拉車。他不講價爭座,遇事忍讓,不管別人的事和閒言閒語。因此,祥子跟車夫們相處相安無事,也無法與車夫的圈子建立緊密的關係。他沒有知心好友,滿腹的委屈無處傾訴,遇事不知如何是好,煩惱變成了悲劇的間接來源。例如,祥子受了虎妞的引誘,發生了關係,惶惶不可終日,在拉車時常常惦念著虎妞的關係和他寄放在劉四爺的錢,沒有留意地上的石塊,連人帶車摔倒,不但祥子受了傷,也摔傷了曹先生。而且,由於沒有人替祥子指點迷津,結果他掉進虎妞設計的圈套裏。虎妞瞞騙祥子有了他的孩子,致使祥子被迫娶了虎妞,開始了他往後的悲劇,祥子的生命操控在虎妞手中,「像被貓叼住的一個小鼠」[6]他人生的自由被婚姻束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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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魯迅的短篇小說《鑄劍》,是改編自志怪小說《列異傳》和《搜神記》中的〈三王墓〉,收錄在《故事新編》中。故事講述被眉間尺為父報仇,得到黑色人宴之敖者相助行刺國王,最後三人同歸於盡。李怡認為,魯迅結合中西方思想,為傳統復仇小說注入新的元素,而《鑄劍》滲透著現實主義。[1]《鑄劍》是當代新編的復仇小說,不少論者稱讚作中復仇的正面意識。秦薇認為該故事是「一曲為正義而復仇的壯歌」[2]趙建磊認為這是一則鬥爭、革命和解放的故事。[3]蔣永國認為小說中「復仇的精神底蘊,激盪著生命的凌厲,崇高和震撼」[4]可見,小說中的復仇意識得到認可和接納,是居功於恰當而鮮明的人物形象。本文將解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本作中的復仇意識是合理和正義的。
 

二、為父報仇

魯迅相當排斥儒家思想,認為是吃人的禮教。然而,在孝道觀念上,魯迅摒棄的是子為父隱,盲目服從父母的的愚孝,[5]不完全推翻父子倫理中的孝道思想。[6]他的父親在死前交託給他的任務,就是殺人和報仇。表面上看,他完全遵照了父母的期望去復仇,但實際上這是他自行的選擇。眉間尺沒有排斥復仇任務,反而為父親的死而氣得「全身都如燒著猛火,自己覺得每一枝毛髮上都彷彿閃出火星來」。這是優柔的眉間尺,難得一次的憤怒。仇人奪取了父親的生命,令母親守寡。他決定為父母而「改變優柔的性情,要用這劍報仇去」。當宴之敖者幫助他的條件是取他頸上人頭和寶劍,他馬上付諸實行,反映了他報仇的堅定的決心。由此可見,眉間尺是一個深愛父母的孝子,復仇卻是建基於個人意志。因為仇人傷害了他愛的人,因此他自願去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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