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上的梁啟超,是維新派和改革派的代表。[1]然而,梁啟超有一段主張革命、最為激進的時期。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到日本,與革命派的孫中山接觸,思想大受影響。梁啟超在1899年至1901年期間不但鼓吹革命,甚至與革命派商討合作,暗中策劃革命。[2]然而,革命失敗不久,在1903年期間遊歷美洲和考察美國政治社會情況後,梁啟超由支持革命轉為擁護君主立憲制。梁啟超不諱言自己「流質易變」,原因歸於自己太無立場。[3]數年間從保皇派轉為革命派,再由革命派轉為立憲派,下文將分析梁啟超反對革命和推動立憲的原因。
其一,維新派和革命派策劃的自立軍起義失敗,使梁啟超跟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造成不和,由此放棄武裝勤王。失敗原因之一是維新派和革命派的革命手段和目的不同,兩派時有衝突。維新派多是保皇會的成員,旨在勤王,用武力推翻慈禧的勢力,使光緒獲得實權。革命派為倒滿,推翻滿清統治,創立民主共和的政權。[4]康有為一派不屑與孫中山合作,多番阻撓梁啟超跟孫中山合作。直至康有為被調離日本,兩人才正式商討合作。梁啟超在孫中山在兩派合併上有所分歧,梁啟超提出以光緒為共和國總裁,遭到孫中山拒絕。[5]直到1900年,孫中山作出退讓,兩派策劃起義,但最終失敗,也令兩派人士勢成水火,梁啟超和孫中山無意再次合作,開始不和。革命失敗後,梁啟超受到清廷官吏和革命派排擠,雖有意革命,但受環境所限,難再有實際行動的革命。
其二,梁啟超反對革命的原因之一,是憂慮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禍害。他在1903的美洲之行,遊歷美國大城市,考察美國的議會制度,思想又有一番轉變。他認為在不了解任何文化的修改下,應該保留社會的根基作為改良的基礎,否則社會陷入更大的混亂。[6]而破壞主義者往往過於激進強調一切的破壞,因此,他反對破壞主義。[7]暴力革命有破壞一切的能力,可將民族所積累的文明摧毀,不能建設。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說明革命引起的紛亂造成大量的流血衝突、人命傷亡,更擔憂革命後的中國如法國一樣政局混亂,不能自治,更在革命和復君之間拉扯,遺害百年。[8]革命之後可能出現革命軍混戰,造成新的流血衝突,當人民反對政府,革命再起,戰事頻生,導致中國社會民不聊生,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反之,君主立憲是漸進式的改革,比革命對社會的危害較少,社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