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茶蒸餾水的部落格

一、前言

中國的婦女解放道路跟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不同，是由男性發起和主導的。五四運動的男性先驅者以由上而下的姿態，擔任領導者的角色，啟蒙下位者，為女性發聲，為女性代言，下指導棋。他們同情女性在傳統社會的苦難，揭示女性在政治、社會、階級上的壓迫，批判傳統禮教，追求個人解放。他們未有擺脫既有的性別系統，男性是保護者和救贖者，女性被動地接受男性思想的啟蒙。儘管五四運動「發現女性」，但是馮媛指出，這些男性先驅者並非基於婦女的利益，而是把婦女問題納入改造社會的主題之一，落入國家政治的宏大敘事中。^[1]李小江認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傳統是民族意識優於女性意識，女權主義讓位於國家民族主義，解放運動沒有婦女的主體地位，缺乏女性自我發展的有效空間。^[2]因此馮媛指出，即使五四運動兼容並包，婦女能夠離開家庭、走進公領域、興辦報章、成立婦女團體、發起運動，但在男性主導的五四大合唱中，女性的發聲被掩蓋、忽略、改寫，無以為繼。^[3]

魯迅以人道主義的立場，為男女平等和解放婦女積極發聲，旨在改造國民性。他以男性的角度在女性問題上作出批判和反思，展示他對女性的關懷，仍不可避免地落入代言女性的思想盲點。即使男性的理念如何接近女權主義，他們作為父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現實的物質基礎和思想的理念產生的矛盾，使其難以身體力行實踐理念。而且，男性缺乏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經驗，代女性之言便有隔膜和誤讀的成分。以下本文將從五四運動的婦女解放，分析魯迅書寫下的女性失語問題，展示其女性觀的局限性。

二、欠缺主體性的女性形象

魯迅小說《傷逝》和《祝福》的男性敘述者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女性，所刻畫的女性形象作為魯迅意有所指的象徵。第一人稱敘述沒有「我」以外的心理描寫，無從得知「我」眼中的子君和「我」眼中的祥林嫂在想什麼。這並不重要，魯迅呈現的女性形象並不是活生生的真實女性，而是作為象徵，藉著女性苦難和女性悲劇道出背後的歷史和文化的罪惡。孟悅和戴錦華指出，子君和祥林嫂具有載體性，子君承受過於脆弱的理想之輕，祥林嫂承載封建歷史的罪業之重。^[4]林樹明也指出，由於政治的需要，魯迅的人物敘述視角是現實政治而非性別的，女性形象呈現出對封建體制的政治理解，婦女解放必須伴以整個社會的解放。^[5]也就是說，魯迅把子君和祥林嫂是工具和手段，以達到批判禮教和改造國民性的目的。

性別問題讓位於國家民族問題，政治凌駕於性別之上，正是男性中心意識形態的表現。劉禾指出其中一個表現是，生命需要進入國家、民族、人類的大意義圈才獲得價值。^[6]女性形象附帶的意義含有國家、民族、階級、社會等宏大敘事才是其價值所在。正如五四運動把女性解放作為人類解放的進程，婦女解放是作為社會的解放的道路。孟悅和戴錦華指出男性作家是基於反封建的歷史目的才提出女性問題，^[7]魯迅也是如此。婦女的一切始終處於男性中心的邊緣外，男性書寫的女性形象不是根據女性真正的需求，而是自己的寫作目的而塑造的，其代言加入了男性的主觀需求，因而無法真實地傳遞女性的聲音。

三、以男性作為人的標準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認為女性出走後，不是回來，就是墮落，說明經濟權對於解放女性的重要性：女性出走後要生存，需有穩定的經濟來源，然而社會仍未給女性基本的生存空間。^[8]事實上，當時出走的娜拉，既沒有回來也沒有墮落。薛毅指出魯迅不是封閉女性自救的道路，而是說明女性出走後仍存有壓迫機制。^[9]作為新女性的子君是魯迅這種思想的代表，她的死亡象徵著理想因社會現實而破滅。李玉明認為魯迅思想超前在於，發現婦女解放不但是出路問題，也是發展問題。五四的個性解放包含女性解放，女性首先是人。^[10]魯迅認為在家庭裡男女有同等的分配，在社會上男女平權，才可解決出走女性的生存問題。他在〈關於婦女解放〉也強調婦女真正的解放需要獲得跟男性一樣的經濟權和地位。^[11]

魯迅的主張跟自由派女性主義不謀而合，認同男女不平等根源在於社會的分配不均，婦女在政治、經濟沒有平等的參與機會，沒有直視傳統背後的父權體制。父權社會圍繞男性中心構建起來，把男性價值視為人類的標準，在公領域上爭取女性擁有男性同等的權利，盡男性同樣的義務，回到私領域卻難免維持父權社會塑造女人的標準。譬如，魯迅認為「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後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於變態。」^[12]完整的女人是母親，女人必須做母親才有愛情，是厭女思想下的男性偏見。程亞麗認為，魯迅讚頌母親，否定封閉、被動、保守的妻性，批判妻性背後的懦弱國民性，卻未曾思考妻性的精神缺陷和性格弱點源自家庭繁瑣重複的勞動。^[13]可見，儘管魯迅大力提倡改善女性作為人的生存困境，解放婦女，其女性觀沒有擺脫父權社會對性別氣質的劃分^[14]，對女人的看法仍受父權思維的影響，貶抑女性的陰柔氣質。妻子和母親需要留守家庭，這或許是他多次阻撓同居的新女性許廣平投身公共事務的原因之一。

四、無法感知女性身體的經驗

男性無法體會女性身體的經驗，例如月經和生育的生理和心理經驗，是男性書寫女性的一大失語之處。周作人在人道主義的基礎發現女人的性慾，肯定女性生理慾望和女性在性行為中的主體地位，破除封建禮教的性壓抑，是五四破天荒的現代性事件。^[15]對比周作人的建構新性道德的推動，魯迅在性愛問題上表現不多，顯得瞻前顧後，有所顧慮。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指出，性慾源自生殖本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16]錢理群認為這觀念是五四時期的共識：性交並非罪惡，並非不淨。^[17]魯迅在〈聽說夢〉說明同為本能，食慾比性慾更重要，溫飽是性交的先決條件。^[18]他在〈男人的進化〉諷刺性慾可作買賣，男人剝奪女性的經濟權，以嫖娼和婚姻使女性淪為滿足男性性慾的性奴隸。^[19]魯迅提及性是為了批判或立意的目的，而不是談論性本身。

魯迅對於性的迴避態度，跟女性主義對於性的強調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麥金儂（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曾言，性之於女性主義正如勞動之於馬克思主義，最接近個人也最被剝奪。^[20]李小江認為，女性的主體確認，來自女性身體和女性歷史的清醒自我認識。^[21]魯迅作為男性作家，善於表現沒有主體而被傳統倫理規範的女性身體，而女性身體的倫理價值是男人的敘述構造出來的，藉此揭示女性身體不能自主的悲劇。^[22]例如，祥林嫂歷經兩段婚姻，身體經驗多於一個丈夫，不合禮教的貞節要求，被折磨得失去生命。馮奇認為〈頹敗線的顫動〉顯示魯迅對女性身體與精神關係的思索，察覺身體會否帶來屈辱的性別差異，女性身體被侮辱而導致精神創傷有其歷史文化的緣由。^[23]女性的身體價值由男性定義，性羞辱對剝奪女性整體價值帶來的壓迫，是男性無法感受和體驗的。所以魯迅能夠寫出性羞辱的人言可畏和輿論的責難等環境的影響，但在女性身體受侮辱過程的書寫是空白的。魯迅在〈寡婦主義〉一文稱獨身者是心理變態，而且「因為壓抑性慾之故，所以於別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羨，因而妬嫉。」^[24]儘管魯迅映射的是楊蔭榆，但當中流露的對女性獨身者的性慾想像是偏頗的，且有人身攻擊之嫌，更能看出他對女性性慾的貧乏理解。

孟悅和戴錦華認為，五四的婦女解放沒有觸及女性性別生活獨有的問題，例如行為、懷孕、生育等等，女性身體真正的問題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25]西蘇（Hélène Cixous）認為菲勒斯中心的文化，女性總是被符號、象徵、意義所代表和界定，呼籲女性必須書寫自己，挑戰男性中心的話語，破除男性對於女性身體和性慾的一切定義。^[26]五四時期女作家，如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記》書寫女性的性苦悶、女性對男性身體的慾望。可是，徐仲佳指出女作家基於傳統道德壓力與男性話語的疏離，有意無意迴避女性性慾和性經驗的書寫，推舉精神戀愛，形成戀愛上靈與肉的分離。還有，曾經展現鮮明女性意識的丁玲在革命的禁欲主義下，服從政治要求，轉型而淡出性愛問題，書寫左翼文學。^[27]可見，女性的身體寫作單靠男性的展臂高呼是不足夠的，男性賦予的權力可隨時收回，所提倡的標準可隨時改變，女性置身於男性話語下失去其自主性。女性唯有自發、自主、自覺地選擇書寫自己的身體，方能凸顯女性的主體性，否則在扭曲真實女性身體的男性的代言中，永遠無法發出女性的聲音。

五、結語

總括而言，魯迅作爲婦女解放的男性先驅者，囿於性別系統的優勢地位，困於男性身份和經驗，為女性代言有其局限性。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帶有國家、民族、社會等宏大主題的敘述，作爲工具而非真實的女性為宏大主題的寫作目的而服務。婦女問題作為改造社會的進程之一，處於次要的地位。再者，魯迅沒有察覺自身的厭女思維，在公領域上贊同男女平權，女性應該享有跟男性同等的權利，在私領域上卻沒有擺脫父權社會對女性審美標準的影響，排斥不符合女性身份的作爲和貶抑陰柔氣質。此外，魯迅作爲男性無法體會女性身體經驗，關注女性身體的倫理意義和對性的回避態度，使其無法觸及女性最根源且切身的問題。女性的聲音在男性主導的運動中，淹沒在宏大敘事中，無法造成重大影響。以上種種男性代女性之言的局限，導致無論男性如何為女性發聲，充其量是搖旗呐喊，不是貼合女性真正需求而發出的真實聲音。儘管魯迅的女性觀有所不足，但放在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中，其女性觀具有獨特性和前瞻性，展示超前的思想。而且，魯迅在推動女性地位、經濟問題、婚姻家庭等重大婦女問題起巨大的積極作用。魯迅爭取婦女整體利益所作出的衆多貢獻，在同時代而言仍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