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茶蒸餾水的部落格

一、前言

京海之爭始於沈從文在1933年發表〈文學者的態度〉，批評在上海和北京兩地的玩票白相態度、具有海派習氣的文學家。^[1]其後蘇汶發表〈文人在上海〉，認為沈從文批評的上海文人有愛錢、商業化以至於作品低劣、人格卑下的意味，因而為上海的文人辯護，由此揭開京派與海派論爭的序幕。^[2]參與這場論爭的多是在上海的作家，或不屬於兩派以外的文人，甚少京派作家。^[3]三十年代居住在上海的魯迅發表文章〈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認為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幫閒文學實際上是幫忙文學。^[4]魯迅指出兩者的共同點之餘，還批判了文壇上商業化和隱士化這兩種普遍傾向。^[5]這場論戰影響深遠，正式確立海派，標誌中國都市文學的成型與成熟。京海之爭更多是文化品味的衝突。京派重視純正健康的道德，宗法倫理的鄉土文化，背負思想啟蒙的理想，力求品味高尚的嚴肅文學。海派注重現代都市文明和商品經濟文化，力求創新、奇趣、通俗的都市趣味。^[6]沈從文是論戰的京派主力，以下文本將分析沈從文的作品如何體現其文學論述。

二、鄉土的自然人性

京派作家大多出身鄉村，並以鄉土的視角審視都市，觀照並書寫各自的鄉村世界，批判現代都市壓制自然人性，削弱生命力。^[7]他們身在城市中，書寫心目中美好的鄉土世界。沈從文自詡為鄉下人，出身湖南鳳凰，有苗族血統，曾經參軍，看過幾百人被砍頭，使他無法與城市人有共同的道德標準。他到了北京和上海，身在城市中不斷出現鄉愁，靠著寫作建構一個美好的湘西世界，呈現給城市人看。這種對鄉土和苗人的認識，被夏志清評爲：「缺乏人類學研究基礎，美化了，寫出來的東西與現實無關」^[8]。沈從文用寫作重新定義湘西這個地方，虛構的故事中埋藏了他對湘西的各種美好想像：風土人情、兩性關係、自然山水等等。例如，沈從文二三十年代創作的〈龍朱〉、〈神巫之愛〉、〈月下小景〉、〈阿黑小史〉這些苗公苗婆的愛情故事，歌頌人自然交往的生命形式，以愛為前提交往，擁有充分的自由，男女都躍動原始的生命活力。^[9]原本的湘西是落後、野蠻之地，但到了沈從文筆下，人們是活潑、純真、淳樸的，就連作妓女也先談人情而不拘泥於金錢物質。沈從文透過書寫去追憶不復存在的湘西世界。唯有寫作，不論現實的湘西如何變化，理想的湘西永遠存在沈從文的筆下。沈從文的鄉土作品可說是都市裡的田園之歌。

三、城市的商業風氣

沈從文所寫的城市作品，如〈八駿圖〉、〈紳士的太太〉、〈來客〉等等，描寫城市上流社會言行和表裡不一，都市成為人性失落的天地，揭露所謂的現代文明把自然人性扭曲成虛偽、自私、怯懦、庸俗。^[10]他尤其不滿上海的金錢和利益至上的商業文化。他認為海派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其人投機取巧，見風轉舵。^[11]他們的小說是「文學作品和商業資本初次正式結合，用一種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會」。^[12]他直指在上海的出版界，「作家不過是一個商店的僱員，作品等於一種貨品」。^[13]魯迅也對此商業作風有所批評，在〈「商定」文豪〉一文批評上海的所謂文豪都是有雜誌和出版社吹捧出來的，根子都是賣錢的。^[14]海派作家張資平是市場文化的先行者，擁有大量讀者，十分高產，因而出現許多程式化的自我複製作品。魯迅曾經寫下〈張資平氏的「小說學」〉一文總結張資平小說學的精華是一個三角形，揶揄他作品題材多是三角戀愛。^[15]魯迅在文中更指出，張資平小說的女性形象多是充滿性慾衝動的女人而且因不羈性慾而受苦，沒有好下場。這樣一方面符合傳統思想的讀者愛看不守禮教規訓的女性得到懲罰，而且迎合男性讀者被動享受女人的性與愛、不勞而獲的白日夢。沈從文批評張資平說故事的方向永遠保守到「博人同意」一點上，小說是低級趣味不會給人感動，最適宜安插在有美女照片的雜誌上面。^[16]上海都市環境使上海的居民、風氣或多或少染上商人習氣，一切能力、知識都可以用金錢衡量。上海的作家「沒有了北京紳士自得其樂的味兒，太富於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習氣」。^[17]「對於文學，由這些人說來，不過是一種求發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裝飾而已。」^[18]

四、城鄉對立

沈從文對物質化的上海都市、市場化的文學態度感到十分不滿，於是用鄉土作品來對城市作出批判。他以探索鄉村生命形式參照都市人生，所敘寫的鄉村世界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撥，筆下的鄉村世界與都市人生互相對立。^[19]以愛欲觀念為例，他的湘西世界理想愛情故事，寄托了他對理想愛情的追求，表現了他跟城市人不一樣的愛情婚戀觀念。鄉下人的愛是真挚有活力，富有旺盛的生命力。鄉下人的慾是原始的自然慾望，不需遮掩，沒有猥瑣的成分。〈媚金、豹子、與那羊〉的媚金和豹子在唱山歌中各自傾訴情意，並相約前往寶石洞中結合。還有，〈雨後〉的女主人公和四狗在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中釋放著人的原始性慾，此外，〈柏子〉中多情水手與多情妓女之間的露水姻緣表現的真挚情誼。^[20]沈從文藉著〈媚金、豹子、與那羊〉批評城市人的虛情假意，斤斤計較，重視物質不講感情：「把愛情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是已經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戰勝成為無用東西了」。^[21]現代愛情變成了「假裝的熱情與虛偽的戀愛」。^[22]沈從文透過城市虛榮的愛情作為對照，凸顯鄉下人崇尚自然的愛情。鄉下人的愛情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不需要壓抑情欲，勇敢追求所愛。沈從文書寫愛情與性慾，不是爲了像張資平那樣爲了賣錢、滿足讀者的幻想，而是把情欲視爲人性的一部分，歌頌自然流露的人類情慾，達成自己的文學理想。

五、城鄉合流

1936年京海之爭漸漸消退，甚至兩派出現靠攏、合流的情況。^[23]兩派都離不開文化潮流的影響，普遍都鼓吹讀者脫離時代、脫離現實鬥爭。究其原因，兩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害怕尖銳的政治鬥爭，而且生意變得不景氣，於是選擇跟對方合作，維持生計。^[24]雖然沈從文批評上海的文人，上海的商業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也受惠於上海的商業市場，能夠成為職業作家糊口，在1928年至1930年短短三年間發表了四十部作品。上海是個更大更現實的都市，沈從文的作品在上海很受讀者歡迎，在上海賣得出，因而感到矛盾。錢鐘書寫下〈貓〉一文，以曹世昌一角諷刺沈從文因自己的出身和經歷而受到上海讀者歡迎：他過去籠罩神秘氣氛的生活，兇猛暴力的軍人落草經歷，富有浪漫的流浪經驗，「講來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學校裡生活的青年搖頭伸大拇指說：『真想不到！』『真沒的說！』」^[25]所以，沈從文在離開上海去青島後，開始想念上海。城鄉對立一直是沈從文的主題，前期他歌頌鄉下的美好，批評城市的醜惡。但正如他的性情如水一樣，他對城鄉的態度出現變化。三十年代末的《長河》寫城市對鄉下的影響，但也會寫城市人的苦難的成因。他批評不是城市人，而是背後的現代制度，背後的權威統治。政治對城市和鄉下人都有影響，例如《長河》中出現的川軍、共產黨、中央軍也好，全都是強權壓迫老百姓。鄉下人不懂政治，只知道軍人對於鄉下人生活的破壞，對政治缺乏認識，所以難以應付現代和政治的影響。沈從文並非一成不變的，他的性情和創作都跟水一樣會流動、變化，而靠著寫作才能凝固下來。他對於城鄉的態度不再二元對立，而是體現更多方面的生命經歷。正如他在〈抽象的抒情〉所言，文學藝術的形成「充滿了一種生命延長擴大的願望」^[26]，偉大文學藝術能夠反映「生命的發展、變化、矛盾，以及無可奈何的毀滅」^[27]。

六、結語

總括而言，京海之爭本來由沈從文對上海文人的批評開始，他陸續發表〈論「海派」〉、〈關於「海派」〉等文參與論爭，批評海派文人投機取巧、利益至上的商業作風。上海的出版環境與他的文學理想格格不入，他無法認同城市的道德觀念，身在城市中寫理想的湘西世界，歌頌自然人性、真摯情感、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京海論爭後期，沈從文不再參與其中，京海之爭的結束跟他關係不大。生命不斷變化，京海之爭的思潮像水般流動，分離又合流。沈從文的創作方向也像水般變化，對城鄉的態度有所轉變，筆下的城市面貌更多元化，而非像前期那樣作為鄉村的參照和對立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