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茶蒸餾水的部落格

一、前言

社會意指人生活在一起。^[1]要定義何爲對社會有利，需要考慮整體人類的感受和利益。古今中外的哲學家討論如何使人類達至幸福，什麽才是對社會有利，從而衍生出道德倫理學，以判斷什麼是善或惡、好或不好。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從行動的後果出發，認爲只要為最多數人帶來最大幸福(Happiness)，就是合乎道德，能對社會作出最大的好處。^[2]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義務論(Deontology)不以目的作道德判斷的標準，反而著重行事動機和行為性質。文化本來的的意思是關切各種新的人際與社會關係，意指心靈狀態或習慣、或者一群智識與道德活動，如今變成意指整個生活方式。^[3]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人類生活所累積的一切成果、知識和經驗。香港的社會運動也是有其特色的文化，其發展與變遷所蘊含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也不斷變換，大致來說，都是市民為了爭取所認為更好的價值或利益而行動。2020年2月醫護罷工行動引起極大的爭議性，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不絕於耳。本文嘗試根據功利主義和義務論來分析醫護罷工行動是否對有利社會和合乎道德。
 

二、功利主義

根據邊沁的功利主義，計算每一個人的幸福或快樂以及承擔的痛苦後，所得到的總體最大效益，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則。也就是說，如果一項行動為被該行動影響的人數最多而且為他們帶來最大的利益，那麼這項行動在道德上是正確的。^[4]邊沁所定義的幸福，是指人類兩類型的欲望，分別是工具利益(Instrumental good)和内在利益(Intrinsic good)。工具利益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人類想要實現其他目的而使用的方法。而内在利益就是人類實質上渴求的目的，不是因爲它導致更好的結果，不是它對實現目的很有用。每個人的幸福計算量的比例都是均等的，計算的幸福或快樂不因個人的貧富貴賤而增加或減少。計算的標準以行動的影響的人數、所得到的快樂的强度性、快樂的延續性、快樂的成果使人更能體驗相似快樂的繁衍性、得到快樂的可能性而定、快樂的質素和數量。^[5]功利主義主張正確的行為帶來整體利益，因此，功利主義常被稱為結果論。

香港醫護行動以罷工迫使政府實施入境限制，阻止大量武漢人來港傳播新型病毒，避免癱瘓全港的醫療系統，爭取政府為市民提供足夠的口罩供應，為照顧隔離病人的醫護提供足夠配套。然而，醫管局不答應任何訴求，罷工行動沒有取得實際成果，也影響了為數不少的病人的權益。另一方面，醫護罷工行動警示了政府和香港人及早預防新型病毒，作好防疫準備。根據邊沁的功利主義，以迴避痛苦和追求快樂為目標，計算醫護罷工受影響的人的快樂和扣減所得痛苦的最大總和。在數量上，罷工行動為不少病人帶來痛苦，而防疫準備減少部分市民染病的風險而產生快樂。罷工有損病人的福祉，尤其是需要定期食藥的病患者、將要臨盤生產的孕婦和出生不久的嬰兒。因醫護人手不足，復診延期，手術延遲，令病患風險提高。^[6]在強度性方面，醫護罷工雖然為病人帶來短暫的痛苦，但沒有令病人因缺乏治療而直接失去生命；當時的疫情已相當嚴重，許多市民提高警覺預防疾病，令罷工帶來的警示效果偏弱。在持續性方面，罷工行動僅維持短短五天，醫護人員立刻返回崗位工作，終止對受影響病人的痛苦；而防疫準備充足的市民能持續地得到快樂。在繁衍性方面，因罷工失敗，醫護沒再以相同的手段爭取權益，改以較溫和的方式爭取，沒有使病人帶來相似的痛苦。^[7]綜上所述，由於病人的痛苦屬於內在利益，而防疫準備是工具利益，不是市民實際所需。雖然醫護罷工為整體病人帶來的痛苦不多，但內在利益比工具利益更重要。計算各種幸福標準後所得的幸福總量後，病人的痛苦超過防疫準備帶來的快樂，可見醫護罷工不符合道德，不利於社會。
 

三、義務論

康德反對功利主義，指出幸福和良善是兩回事。^[8]康德認為所謂的良善(Goodness)不是取決於需求和慾望，而是出於好意和責任。故此，出於道德目的而做出的行為才有道德價值。如果道德是基於人類行為的結果，那麼人類會被視為有利用價值。康德認為，最具道德價值的是理性思考能力和自由意志。人有尊嚴、理性和自律能力，不能把人類視作工具。人不僅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也有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而康德表示，最高的內在價值是正確之事的動機。行為的對錯與否不是根據結果來判斷，而是根據自身的性質來判斷。因此，行為只有出於義務動機才有道德價值 。綜合康德的觀點，人類不但行事要出於義務動機，也必須做正確的事情，才具有道德價值。^[9]也就是說，康德的行事標準是根據動機和行為性質。人類需要遵循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才有道德。人類行事的原因不應該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 而是應該因為出於理性本身的價值。有兩種方式能制定定然律令：一是只把應該成為普世定律的準則當作行動準則。也就是說，人們行為前需要考慮行為能否普遍地在全球通用，明辨自己的行動是否置自身利害於他人之上；二是不可把自己或其他人當作去完成目的的工具。換句話說，人即是目的，不可被當作手段，人類行事需要考慮如何對待人類。^[10]可見，康德的義務論重視公平、一致性，以及把人視為自主和平等。

根據康德的義務論，醫護之所以罷工是出於義務和責任。醫護罷工的意圖，是減低香港市民染上新型病毒的風險、病毒在社會爆發所造成的經濟蕭條、減少同事工作而染病死亡的風險。他們不是爲了自己、滿足自我需求、渴望、偏好等喜好動機，而是做自己認爲對的事，以罷工的方式保護全港市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他們沒有考慮到罷工的後果，沒有把把自身利害得失置於他人之上，也沒有把人當作手段，只是認爲當前醫護的義務是利用罷工減少病毒傳播的風險，無論這樣做是否對自己或其他人帶來不利。放諸四海，把罷工放到普世來看，同時把它付諸行動，如果每個醫護爭取訴求時都罷工，不見得會造成矛盾，罷工能夠成爲普世定律的準則。另一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認爲，醫護罷工不但漠視職業操守，置病人的生命安危於不顧，而且實際動機是延續反送中的政治行動。^[11]首先，沒有證據顯示這次罷工行動有政治目的，遑論是跟反送中有關。此外，醫護人員有責任維持醫護的專業精神，給予病人提供足夠的治療和服務。因爲當時醫護因疫情擴大，防疫裝備不足的醫護人員不但有機會感染而且傳播給其他病人，加劇病人染病的風險。爲了病人的利益和保護病人，以罷工强逼政府提供足夠防疫配套給前綫醫護人員，符合出於身爲醫護人員維繫醫護專業水平的義務和責任。也就是説，根據康德義務論，這次醫護的罷工行動不僅處於正確的動機，也在做正確的事，對社會有利。
 

四、結語

總括而言，香港的社會運動文化錯綜複雜，其中手段和目的帶來的爭論不休。以這次醫護罷工爲例，可以看出道德上的兩難，因爲不同的道德原則彼此衝突，以及後果的不確定性。^[12]根據邊沁的功利主義，醫護罷工沒能爭取訴求，也因人手不足而造成不少病人的痛苦，就結果而言，醫護罷工是不道德的，對社會不利。根據康德的義務論，罷工醫護出於維持專業醫療水平的義務和責任，而以罷工爭取更好的幸福這個行爲本身就是該做的事，就行爲的動機和性質而言，醫護罷工有道德價值，有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