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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唐宋的古文運動革新散文的文體，發展新的語言文字，以壓抑流行一時的文體。唐代之對象為駢文，宋代之對象為駢文和太學體。駢文過於華麗，空疏浮豔，不利傳達深奧的道理。太學體艱險奇澀，艱澀難懂，欠缺美感。這兩種文體，一則重形式之美而輕傳道，二則重傳達儒道而輕文采，都不利文道合一。唐宋的古文運動改變一代文風，卻被道學家批評為「作文害道」 。道學家視道為終身的學問，認爲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才是正統儒道。 古文家高舉文以明道的大旗，同樣反對作文害道，主張有德者必有言。 不過，他們不知其論文論道有自相矛盾之處，而且爲文所傳之道並不是正統儒道。
 

二、「文」和「道」的定義

張炳尉指出，「道的本意為道路，從中引申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事物發展的規律、人類行爲的法則等含義。」先秦時期，儒道兩家都常以道來表述自己的主張，其中道家更具標志性。 比方説，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 。道家所言之道是天體運行的規律和事物發展的規律，而儒家把道視爲人類行爲的法則。從中可見，道家重視自然性，而儒家重視社會性。比起「道」，先秦儒家更加重視「仁」和「禮」。 直到唐代古文運動，韓愈復興儒道，儒學的道成爲各家分支表述儒學思想指稱本根、原則、價值等的最高範疇。 他所寫的《原道》説明「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韓愈重新解釋儒家的道論，逐漸把道提升至儒家思想體系中的最高地位， 因篇幅所限，本文無法一一探究文道發展中儒家各家對道的理解之流變，僅以先秦儒家思想為宗旨，作為道的定義。

魏晉南北朝，劉勰把散文分成「文」「筆」兩類，「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重情和美感，也就是以四六字組成而需要押韻和對偶的駢文，「筆」重知和應用， 也就是用散文形式寫成的專書著術和短篇應用文，例如《水經注》。到了中唐古文運動，韓愈為了區別「時文」駢文，把「筆」稱為與之相對的「古文」。韓愈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辭」 ，革新文體，反對模仿古人文辭，以古文宣揚儒道。韓愈和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不但改變唐代的文風，也影響宋代歐陽修和蘇軾等古文家，「文起八代之衰」 。古文家和駢文家各把其倡導的文體視為文章正宗。 基於文道關係之複雜和精深，本文僅把唐宋古文家筆下的散文定義為「文」，以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之文作爲例子説明唐宋兩代的文道關係。
 

三、唐代文道關係：以韓愈爲例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發起人，為文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自然隨便，形式多樣，語言精煉。 韓愈之所以極力提倡儒道，乃因安史之亂後，唐代衰落，興起行道用世之志，希望恢復儒家道德，以挽救時艱和闢佛。韓愈繼承了唐初以來不滿駢文的糜霏之風，學習有利傳播古道的古文，革新文體，回復文章經世致用的功用。他在《爭臣論》表示「修其辭明其道」，士人的職責在於文以明道。 表面看來，韓愈主張為文志在宣揚儒家學說，以散文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文為道而服務，文居於次要的位置。然而，觀乎其文，韓愈為文不顧儒家傳統之道，也違背他所主張的儒道。

韓愈尊儒而不墨守傳統儒道。韓愈曾在《讀墨子》一文讚揚墨子，表示儒墨相通：「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跟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對立的情況相反。 孟子有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可見儒家不容於墨家，韓愈之「儒墨相用說」之「刺繆」 。再舉一例，韓愈認為，士人憂天下就不能獨善其身。他在《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有言：「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韓愈之說顯然跟儒家的兼濟思想有所出入。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孔子認為，國家有道自然要從政為官，而國家無道，便歸隱田居，不必為腐敗的朝政效命，跟韓愈的憂天下者不能安於獨善自養之說不同。由此可見，韓愈所傳之道是以自己的看法重新詮釋的儒道，不單純是先秦儒道。

韓愈對儒道的理解不夠深入透徹，以致為文不能完全配合他所主張和闡述的儒道，文論和道論產生衝突和對立。 以人性論為例，韓愈的《原性》主張情有三品之分，性著重於人性的教化，情著重情感的節制，頗有儒家中庸之道的意義。然而，韓愈主張散文繼承中國文學的發憤抒情傳統，不平則鳴。他在《送孟東野序》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他也主張以散文抒發激烈的情感。他在《送高閒上人序》提及：「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 韓愈的文風慷慨激昂，優憤甚廣。例如，韓愈的《馬說》以「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的憤懣不平之情為人材不為世用鳴不平，同時感慨「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說明知人善任的賢明君主之難能可貴。 又如，他的《祭十二郎文》滿是「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的自責感傷悲哀之情，感人肺腑，格外動人。由此可見，韓愈提倡過於抒發感情的為文主張，有違他節制情感的人性論，反映他文道不一。韓愈雖以道統自居，但他所行之道卻不盡然是儒道。
 

四、唐代文道關係：以柳宗元爲例

柳宗元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在朝時不曾致力文章，但被貶官至永州後，有感「輔時及時之道」行不通，便有意「垂文以明道」，以文章傳道予後世。 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表示：「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 柳宗元在偏離儒家正統的道路上，走得比韓愈更遠。他所傳之道融合了儒釋道，文章形式上更為儒家所不容。

他的思想跟韓愈的不同之處在於不闢佛老。柳宗元肯定老子以及其餘諸子之學的作用，與儒家同道。他所言之道，既本於儒家經典，也取於佛老之學，創造出一種新的儒學觀點。 譬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中顯露了他的老莊思想。他在《始得西山宴遊記》驚嘆西山的奇特，置身於西山中，與大自然融爲一體，「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似乎忘卻了「恆惴慄」，如同莊子所提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的齊物論。又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寫譚中魚「似與遊者相樂」，有意指涉莊子的「知魚之樂」。柳宗元以個人主觀情感和經驗認爲魚很快樂，從魚之樂折射出作者之樂，反映作者此刻愉快的心情。由此可見，柳宗元强調文以明道，所明之道包含佛道思想，不是先秦正統的儒家思想。

柳宗元主張「其歸在不出孔子」，文章的表達形式博彩百家， 然而其形式也引來道學家的作文害道的批評。他的寓言和遊記尤其突出，最為傳頌的山水遊記是《永州八記》，隱以自喻，借永州景物寫不遇之鬱結，借題發泄牢騷。 他嘗試寄情於山水忘記鬱結，最後仍然不得解脫，感嘆自己的懷才不遇，鬱鬱寡歡。道學家批評此為不合儒家正統之文。其實，柳宗元的文章針砭時弊，面向現實，取孔子急生民之困一面。 也就是說，古文家視道統為一時的工夫，故充道以爲文，以道為手段，因此古文家知行不一，導致文道分裂。 柳宗元的《河間傳》可謂這論述的一大代表。《河間傳》敘述一位婦人從貞婦墮落成淫婦，最終縱欲致死的故事。因墮落過程的描寫十分詳盡，引人非議，歷代論者紛紛指責其淫褻之詞，有傷忠厚之道。 方介指出，柳宗元的情慾書寫警戒人須正視情慾，了解人心所欲。柳宗元所明之道有別於孟子，認爲人之所以會迷失正道、無法堅守正道，是因爲缺乏其中一種自然注入人體的氣「明」或「志」。他寫《河間傳》是爲了沉溺情慾之人歸於正道和重視內心修養，於世有補，符合他「及物行道」的爲文主張。 由此可見，柳宗元之文被道學家所不容，因其不僅不傳正統儒道，也因其突破傳統的作文形式。

五、宋代文道關係：以歐陽修爲例

歐陽修雖然不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但其道德文章開一代之風，於宋代文章變化具有極大影響力。 歐陽修自稱爲文繼承韓愈的傳統，在文道關係上，自言：「我所謂文，必與道俱」，知孔孟古道，明其切於事實之道。因此，他為文著重現實關切，自然平易。 然而，歐陽修並非取古道的實際需要，而是為現實而重新詮釋古道，道為現實之需而服務，並以「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作為道的內容。 以歐陽修的人性論爲例，他認爲人性的善惡與成德無關，禮樂教化著重節制性情，故主張以禮節情。可是，他的文論主張抒發感情而非節制，通過抒發感情以「和其心之所不平」， 頗有韓愈不平則鳴之意。例如，歐陽修在《秋聲賦》為秋聲鳴不平，感嘆「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實際上，他以秋聲喻己，也為自己「子虛烏有」的「欲加之罪」鳴不平。 可見，歐陽修文道之分離，文論與道論的不相合。

齊海棠指出，歐陽修的道有別於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而是强調道勝文至，道是內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相輔相成。歐陽修以「道勝」取代了「有德」作爲「必有言」的充分條件，主張文人需要注重道德修養。文人不但要嚴師、尊經、投入現實生活，也需根據自身的文氣，摸索出自己對道的理解。 他的《與樂秀才第一書》有言：「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歐陽修對作者個性和文氣的肯定，迥異於他不問善惡、沒有内在方向的人性論。 雖然歐陽修說古道相同，但他爲文所倡導的不是先秦儒道，而是個人實踐創作所理解的道。歐陽修之說影響一代古文，令古文家更加脫離正統儒道，以自身的特點和文風，文以明道。

六、宋代文道關係：以蘇軾爲例

蘇軾之文是繼歐陽修後宋代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是為文明其道的發揚光大者。受到歐陽修文道思想影響，蘇軾論道不再局限於儒道，而是接受佛道思想，重視整個事物的客觀規律。 他的《前赤壁賦》能體現這一特點。蘇軾跟客人對話，談及人在世間的定位、人和自然萬物的關係。他有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人比之天地的渺小，「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人比之萬物的有限生命。他嘗試探索萬物的客觀規律，以變與不變的角度觀察人和萬物之別，得出「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而應活在當下的結論，從中體現道家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見，蘇軾不僅深受道家思想影響，更為文明其「道」。

蘇軾也繼承歐陽修「道勝」之說，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直接指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强調道的領會和掌握需靠長期的實踐經驗而非經書文字。 可見，蘇軾之道脫離了解讀儒家經典的範疇。他爲文主張「有所不能自已而作」，抒發心中的情感和寫出自己的思想見解。 例如，蘇軾歷經烏臺詩案的驚恐，心有餘悸，心中鬱結難解。面對人生困境，他寫下不少如《雪堂記》、《赤壁賦》等嘗試梳理情緒和尋找自我的文章，最終在《後赤壁賦》找到理想的答案而得到解脫，達到真正的超然物外。雖然蘇軾强調文道並重，然而朱熹批評蘇軾實則「文自文，而道其道」。 綜上所述，蘇軾之道已跟傳統儒道相距甚遠，文道並重之道是蘇軾所領會人生之道。
 

七、結語

總括而言，唐宋古文家主張文以明道，既重明道，也重文章的藝術性。然而，他們所傳之道，不是正統儒道，而是他們所主張的道。也就是張炳尉所言，「古文家雖然强調以道來規範文，但爲文多從自身的創作實踐而非道學原則出發。」 古文家所論之道是針對現實而發，歐陽修、蘇軾論道的現實性是繼承自韓愈、柳宗元。 古文的内容不限於傳統儒家的框架，而是古文家個人從現實生活經驗所得之道。古文不但是文人宣揚理想和傳達道理的工具，也有抒發情感、不平則鳴的文學價值。要説古文家重文輕道，實則不然，而是輕先秦儒道，而重其道。在這層意義上，古文家做到文道合一，以文明其「道」。

引用書目

專書
1. [春秋]老子：《老子》。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
2. [戰國]孟子著、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3. [戰國]莊子著、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 》。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4. [唐]柳宗元著，吴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5.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合編：《韓愈全集校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6. [宋]朱熹集注：《論語集注》。上海：中華書局，1942年。
7.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8. 王志健：《文學論》，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
9.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冊）》，上海：中國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簡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
11. 張炳尉：《儒家性命思想視野中的文道關係諸問題》，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期刊論文
1. 方介 ：〈柳宗元〈河間傳〉析論──兼論子厚對「人欲」的省思與書寫〉，《臺大中文學報》49期，頁129-178。
2. 汪素琴：〈淺論中國文論「文道之辨」的意義循環〉，《老區建設》18期（2011年），頁27-29。
3. 周小兵：〈自況喻世：歐陽修《秋聲賦》題旨新論〉，《求索》12期（2015年），頁152-157。
4. 周興陸：〈文道關係論之古今演變〉，《南京社會科學》第2期（ 2017年），頁127-134。
5. 郭預衡、尚學鋒：〈「散文有史 創建首推君」——郭預衡先生訪談錄〉，《文藝研究》第3期（2003年），頁72-81。
6. 張大聯：〈文道並重蘇軾的文道觀〉，《文教資料》18期（2011年），頁8-9。
7. 齊海棠：〈淺談歐陽修的文道觀〉，《內蒙古電大學刊》第2期（2008年），頁40-41。

2023年7月3日評：

這份可算是課堂內容的歸納總結和延伸拓展，做得十分匆忙，只遲交了數小時，算是不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