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批評學的定義
「The new Criticism」這個名字的出處是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於1941年寫出的同名批評理論著作。與其説「新批評」是一個流派,不如説是它是被加以概括的一種傾向。後人透過一些具體的理論家的理論探索或批評實踐表現出來,有的批評家否認和反對理論。新批評學起源於英國,到美國發揚光大。影響力大的批評家有英國的艾略特(T. S. Eliot)、李維斯(F. R. Leavis),美國的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溫沙特(W.K. Wimsatt)。
二、英國新批評學的興起
新批評的崛起與文學教育的建制化息息相關。以下從英國文學研究的興起說起新批評學的發展。
原本牛津劍橋裡地位崇高的人文學科有希臘羅馬古典研究、哲學、歷史、語文學。英國文學的地位十分低落,英國文學研究被這些古老大學的學者瞧不起。進入二十世紀,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文研究逐步登上大雅之堂,從20年代前認為研究英國文學沒多少價值,到30年代初,英國文學成爲最值得研究的嚴肅學科。究其原因,英國文學在下層階級的作用,既有利於民族主義的團結,也能使個人滿足現狀,從文本中學會尊重權威,團結不反抗。對於貴族階級而言,戰時,文學是民族主義需要,戰後,文學提供精神慰藉和有助團結社會。英國文學也有利於形成精英階級,用來對抗工業蠻橫文化,使得個人能夠忍受機械化社會。
以《魔戒》系列的作者托爾金(J. R. R. Tolkien)為例。他是牛津大學任教語言學的教授,本來很輕視莎士比亞等英國近代文學。一戰時期,牛津大學停學,師生都要參加戰爭,戰爭傷害對托爾金的影響深遠。一戰後,他自己有試圖創作兒童文學、奇幻文學,《哈比人歷險記》、《魔戒》系列。這些算不算純文學、是不是偉大的經典作品有待商榷,但從中可以看出一戰對英國人的重大影響。英國文學在意識形態、宗教作用、民族主義、精神慰藉等方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導致英國文學成爲最值得研究的嚴肅學科。
英國新批評集中地 《審視》(scrutiny),是由李維斯創辦的批評雜誌,於1932-1953年發行。研究重點在英國文學研究和道德的重要性、與社會生活質素的相關性,並且審視終極問題,例如: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個人的存在意義,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意義,跟從主流價值生活的意義等等。這本雜誌、或者說新批評學對1930年代以降的英文研究有普遍和廣泛的影響,直至當今英國文學研究者有無意識都受其影響,新批評的理論内化在英國文學研究者身上。
新批評學的理論基礎,專注於文本內部的研究。例如文本中的有機性。會區分開部分美和整體美,也就是文學作品皆有美和醜。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有優美的臺詞,也有粗俗的台詞。粗俗的臺詞凸顯平民身份,假如平民只會吟詩作對不太合理,另外出現貴族的日常談話中,既反映他們的性格,也令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可見,醜使美更加偉大,凸顯美的文學價值。可是,一旦跟文本分開,醜就會失去價值。故而,文學的價值既存在文本的組成部分,也存在於文本的整體。
三、李維斯的主張
新批評學的代表人物李維斯(F. R. Leavis)反對理論,其理論主張是由後人歸納和整理而成。他重視文本,强調「文本本身」(the text itself)與「白紙黑字」(the words on the page),即是關心作品本身内部存在的真理,作品爲何以這種方式存在,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所以,他認爲文本的精讀建立在文本真摯(felt life)、感受生活的的活力,强調文本與經驗的密切關係,證明文本的道德力量,展現(藉由細膩的審視)文本的卓越之處。可見,他的作風是務實、以經驗為依據。
另一方面,李維斯也强調語言的重要性。他認爲真正的英語寫作的語言,能夠具體表現親身經驗;真正的英國文學的語言既是口語化、生活化,反映英國文化特質,同時兼備豐富、複雜、具體、可感的特質。他認爲大衆語言是庸俗、沒有活力的,而文學是創新語言的表現形式,是實現創造性語言的平臺。也就是說,健康和活力的語言是文明產物,把社會語言的質素等同於個人和社會生活的質素。所以,停止重視文學的社會,也就沒有創造性語言,也就是失去創造人類文明的「衝動」的社會。所謂「衝動」就是創造力、想像力、驅動力、創意,以及活生生的敏感性等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東西。
因此,李維斯重視分辨傳統和經典。他認爲批評家的工作是共同追求真實的評價,用封閉(專注在文本上,排除政治社會作者外在因素)、無我(去除批評家的個人喜好和主觀情緒)的文本分析,從而提升某些文學作品的價值。所以,他把大寫的文學「Literature」定義為經典(the canon),表示所思、所寫之最,内容和形式都要盡善盡美。他會嚴格區分不同的文學質素:有助生活,面向社會和政治問題,或者無助生活,也就是脫離現實的美學。他用上述的方式審視(scrutiny)和重新分辨(discrimination)經典,區分真正的傳統(true)、「偉大作品」,並且過濾殘渣,如一些大衆或通俗小説,不符合英國文化的拉丁風格文學作品等等。
李維斯身兼批評者和教育家的身份,十分重視道德,後人稱之為道德形式主義。「傳統」或「經典」的標準在於提升生命(life)的價值,提倡人的體認生活各種可能性。也就是說,閲讀和研究文學作品,令你成爲一個道德之士、更好的人。這些傳統和經典是大學課程教導的作品,教科書上的範文,代表國家的文化健康。所以,他想用小衆文化對抗大衆文明。
小衆文化就是文學,是人類價值得以存活的所在,是文化戰爭中的武器,過濾、提煉、再活化文化,能令個人能夠忍受機械化社會。而這個機械化社會充斥了廉價小説、陳詞濫調的廣告、庸俗的大眾傳媒、粗俗野蠻的文化等大眾文明,是功利主義、工業主義的社會。所以他想透過教育改革社會道德文化,培養少數優秀分子,發展豐富、有機的敏感性,傳播門生和後人。
中國古代有類似的情形,以《詩經》的〈關雎〉為例。就文本和語言而言,〈關雎〉屬於土風歌謠,反映當時周南的風俗。詩歌用生活化的語言,女子日常採摘荇菜,迎娶女子所用的琴瑟、鐘鼓。另一方面,詩歌入面有説男子思念淑女的情景,抒發相思之苦,可見,語言和内容上具體表現親身經驗。在形式上,配合歌謠唱出來的特色,四言和重章疊句能起一彈三嘆之效,表現出歌謠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文本有其優越的地方。
到了漢代,獨尊儒術,《詩經》取得經典地位,讀書人必讀。《毛詩》把〈關雎〉解讀成「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君子是周文王,淑女是太姒,君子發乎情、止乎禮的行爲,淑女優雅的身段是後世的榜樣和典範,要所有夫婦跟從。這就是著重文本的教化作用、社會功能,證明文本的道德力量的解讀方式。
四、反對者的觀點
首先,教育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不一定是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教育是消極的、少數的,不能有直接和實際的成效,改變不了社會問題。
其次懂文學的人,不一定道德高尚;不懂文學的人,不一定品格低劣。兩者沒有必然關係。
此外,大衆文化不一定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產物。以上述提及的托爾金為例。《哈比人》此書一出版便十分暢銷,銷量十分理想,出版商不放過這機會,要他快些趕快續集。托爾金是完美主義者,對自己的作品有很高的要求,創作時態度嚴肅又認真,想為英國這個國家創造真正屬於英國的神話,是用英文寫成,由英國人寫作。而他一直遲遲未有交稿,拖到最後,在出版商認為會賠錢的情況下出版,意料之外十分受歡迎,在大眾文化中很大的影響力。從這個創作過程可見,大眾文化不是工業必然產物,大眾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因素,不是單靠人為操控就可以完全控制,可以有很多偶然的因素累計而成。
最後,反對者質疑誰來教育「教育者」?教育者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源頭,建構明確的意識形態成見,最終由誰來監督、去除偏見呢?
不過,李維斯反對理論,導致無法形成(being)理論,當反對者反對時候只能建基於舊有經驗基礎上的評價與常識,批評是不一致的,所有反對無從入手,而事實上這點就是李維斯主義的最大長處。
根據特雷·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觀點歸納和整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分析,文學對下層、貴族、精英階層的影響。
圖片清晰版:https://imgur.com/a/gAEUvkZ
下層階級
貴族階級
精英階級
參考資料
專著
1. [英]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著、林志忠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第四版)》,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
2. [英]特雷·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著,伍曉明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3. 李衛華:《價值評判與文本細讀 : 「新批評」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4. 袁行霈編:《中國文學史(上)》,台灣:五南圖書公司,2017年。
期刊論文
1. 熊凈雅:〈利維斯的詩歌語言觀〉,《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2017年01期,頁194-206。
2023年7月26日評:
很久以前做的報告,即使做得頗為用心,但還是一知半解,未能完全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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