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上的梁啟超,是維新派和改革派的代表。[1]然而,梁啟超有一段主張革命、最為激進的時期。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到日本,與革命派的孫中山接觸,思想大受影響。梁啟超在1899年至1901年期間不但鼓吹革命,甚至與革命派商討合作,暗中策劃革命。[2]然而,革命失敗不久,在1903年期間遊歷美洲和考察美國政治社會情況後,梁啟超由支持革命轉為擁護君主立憲制。梁啟超不諱言自己「流質易變」,原因歸於自己太無立場。[3]數年間從保皇派轉為革命派,再由革命派轉為立憲派,下文將分析梁啟超反對革命和推動立憲的原因。
 

其一,維新派和革命派策劃的自立軍起義失敗,使梁啟超跟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造成不和,由此放棄武裝勤王。失敗原因之一是維新派和革命派的革命手段和目的不同,兩派時有衝突。維新派多是保皇會的成員,旨在勤王,用武力推翻慈禧的勢力,使光緒獲得實權。革命派為倒滿,推翻滿清統治,創立民主共和的政權。[4]康有為一派不屑與孫中山合作,多番阻撓梁啟超跟孫中山合作。直至康有為被調離日本,兩人才正式商討合作。梁啟超在孫中山在兩派合併上有所分歧,梁啟超提出以光緒為共和國總裁,遭到孫中山拒絕。[5]直到1900年,孫中山作出退讓,兩派策劃起義,但最終失敗,也令兩派人士勢成水火,梁啟超和孫中山無意再次合作,開始不和。革命失敗後,梁啟超受到清廷官吏和革命派排擠,雖有意革命,但受環境所限,難再有實際行動的革命。
 

其二,梁啟超反對革命的原因之一,是憂慮革命對中國社會的禍害。他在1903的美洲之行,遊歷美國大城市,考察美國的議會制度,思想又有一番轉變。他認為在不了解任何文化的修改下,應該保留社會的根基作為改良的基礎,否則社會陷入更大的混亂。[6]而破壞主義者往往過於激進強調一切的破壞,因此,他反對破壞主義。[7]暴力革命有破壞一切的能力,可將民族所積累的文明摧毀,不能建設。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說明革命引起的紛亂造成大量的流血衝突、人命傷亡,更擔憂革命後的中國如法國一樣政局混亂,不能自治,更在革命和復君之間拉扯,遺害百年。[8]革命之後可能出現革命軍混戰,造成新的流血衝突,當人民反對政府,革命再起,戰事頻生,導致中國社會民不聊生,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反之,君主立憲是漸進式的改革,比革命對社會的危害較少,社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少。
 

其三,梁啟超認為美國共和體制不適合中國,中國當時更適合推行漸進改革的君主立憲制。中國的歷史情況與社會條件與美國迥然不同,推行民主共和制難以得到同樣的成效。他認為美國中央政府的政權來自於各地聯邦的,建立的聯邦有百年自治的經驗,而中國帝制行千年以上,集權中央,在革命後不能立即有同等成熟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且,美國成立之初地方小、人民少,選舉機關完備,反觀中國地大人多,缺乏完善的選舉機關。[9]他也認為美式民主共和需要高度的國民質素,既懂得團體公益,又要教育水平高。然而,長期在專制統治下,大部分國民未有民權意識和民主自治的能力,國家也沒有完備的政黨。[10]加上,當時但中國只有少數人接受教育,識字率不足兩成,人民的質素和政治意識不能達到中國可以走上民主道路的標準。[11]由於中國當時缺乏自治的經驗,人民質素又不能達到民主共和的先決條件,中國不能一下子由專制之國走向民主共和,故此,梁啟超提倡漸進式的君主立憲制。
 

總括而言,本是維新派的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支持革命,更在1900年策劃革命。可是,革命間維新派和革命派的不和,不能壯大革命勢力,導致梁啟超失去推動革命的意圖。在經歷1903年的美洲之行,梁啟超更反對革命,深恐革命對中國社會造成的破壞,不但革命期間造成的流血犧牲,更憂慮革命後造成政局不穩,革命更容易為人民受落,作為主流手段改變政權,令戰事頻生,人民受難。君主立憲是社會變動和相應付出的代價較革命少的方式,受制與中國盛行千年以上的帝制統治和沒有為民主代議制做好準備,因此,梁啟超提倡透過漸進改良的方式變更中國的專制統治。

 


註釋

[1] 呂振基、王穎芝、姚世外:《高中中國歷史》(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2009年),頁299。

[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59。

[3] 桑兵:〈康有為的不變與梁啟超的善變〉,《學術研究》(2011 年第11 期),頁94。

[4]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灣: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頁102-117。

[5]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59。

[6] 梁啓超:〈論私德〉,載《新民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28-129。

[7] 陳瑤華:《梁啟超的憲政主義哲學》(台灣,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31。

[8] 李元鵬:〈1905—1907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 年第 1 期),頁38-39。

[9] 梁啓超:〈新中國建設問題〉,載《梁啓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頁371-372。

[10] 李元鵬:〈1905—1907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 年第 1 期),頁39。

[11]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10-411。

 


引用書目

專書

  1. 呂振基、王穎芝、姚世外:《高中中國歷史》。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2009年。
  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3.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灣: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

文集論文

  1. 梁啓超:〈論私德〉,載《新民説》,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18-143。
  2. 梁啓超:〈新中國建設問題〉,載《梁啓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頁364-379。

期刊論文

  1. 李元鵬:〈1905—1907 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4 年第 1 期),頁37-41。
  2. 桑兵:〈康有為的不變與梁啟超的善變〉,《學術研究》(2011 年第11 期),頁94-119。

學位論文

  1. 陳瑤華:《梁啟超的憲政主義哲學》,台灣,東吳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2023年7月6日評

很久以前寫的一篇不成熟文章,格式內容如同中學中史答題一般,綜合閱覽過的資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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